一、 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世界上千千万万商品莫非两大类，一类是供给人们物质生活的工农业产品，一类是供给人们精神生活的文化产品。当今世界，衡量一个国家社会发展总体水平和实力，不止要看他的物质生产总量，更要看他的文化生产、传播和影响的力度。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80年代曾说，“中国不可能成为世界大国，因为他没有可以输出的意识形态”，可见文化产品的输出量已成为“大国”身份的标志。我们现在虽然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占全世界GDP8.9％，连年贸易顺差，但其中文化产品的进出口却连年逆差，文化产品的进口额是出口额的4－6倍，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的进口额为出口额的14倍。这还是海关统计数字，据知情人曝料，走私和由游客带进来的西方文化产品是报关数字的8倍。逆差如此之大，不但与我国文化资源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使我们距离所谓“大国”地位差的很远，还弱化了我国在整个世界文化格局和秩序重组中的地位，除了中餐，中国文化在世界面前几乎处于“无声失语”的状态。目前文化市场上国产文化产品的实际供应量与居民的文化消费潜力存在巨大落差，国产文化产品的“战略性短缺”已是严峻的现实。中国城市居民特别是中青年主干群体的精神生活需求和文化消费，一半以上靠外来文化产品。外来文化产品虽然对更新思想观念和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上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很大程度萎缩了我们自身的民族精神、削弱了我们固有的传统文化道德，干扰了我们构建社会主义的主流人文价值观，使很多人信仰缺失，精神迷惘。更重要的是，根据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时人均应有的文化消费量计算，有专家预测：“假定继续按照近年来第三产业发展的平均速度增长，到2020年，我国第三产业占GDP将为42％左右，低于标准值13个百分点，大约会出现41000亿元的缺口。”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文化消费需求，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都会千方百计把文化消费品向中国推销，而在全球一体化时代，我们作为WTO成员国，对汹涌而入的外来文化产品又是不可拦截的，因而我们可以说发展文化产业不但是经济的紧迫需要，更关乎到我们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
二、 我国文化产业衰落的历史根源的探讨
中国是文明古国，文化产业一度非常发达，“四大发明”中的两项－造纸和活字印刷，就是古代文化产业发达的标志，而且，世界各国只有中国的英语命名是以一种文化产品来称呼的，那就是“瓷器”－CHINA，由此可见我国文化产业当年在世界的领先地位和影响力。可是从上世纪50年代推行计划经济、民营企业改造为国营企业以后，文化产业就逐渐衰落以至于无，文化产业被政府的文化事业所取代。社会所有的文化活动包括精神产品的生产都归政府领导，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的主要任务就是宣传政策，传播主流意识形态，所有的文化产品、文化活动都成了政治宣传，文化失去了它应有的知识性、娱乐性和审美功能。这虽然对强化政治信仰起过非常大的作用，却失去了对外部世界的文化影响力。由政府统管一切文化活动发展到极端终于导致“文革”，整整十年间中国老百姓没有什么精神享受，只感到压抑、恐惧或者疯狂的亢奋，扼杀了人民群众的文化想象力和创造力，革除了旧文化却没能创造出新文化，使中华民族固有的优秀传统文化形成断层，国民素质大大下降。
三、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之间的同与不同
我们面临着“战略性文化短缺”已引起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在党的文献中，第一次将文化产业作为一个概念提出，并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分别开来的是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作的报告。江泽民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交融，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发展各类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都要贯彻发展先进文化的要求，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那么，什么是文化事业、什么是文化产业呢？
简而言之：“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二者之间既有交叉又有区别，区别在于：政府或者民间主办的文化活动以及兴建的文化设施具有公益性质、属于公众共享的文化资源，只追求社会效益而不计较经济效益的，就是“文化事业”；而文化产业却在追求社会效益的同时，更要追求经济效益。也就是说，同样是“文化”，政府搞的“事业”可以不计经济上的投入产出比，要搞“产业”的话，就一定要赚钱！
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律、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马克思说的很明确，文化产品的生产和物质产品的生产规律相同，具有社会生产的基本特征，具有流通、交换、消费等基本环节，具有市场条件下经济运作的全过程。我们过去将社会的一切文化产品生产都纳入政府规划，由政府统一经管，只追求社会政治效益而不计经济效益，本身就违背了文化生产的规律，这不仅扼杀了文化产业，更使我国整体文化一蹶不振。这种“计划文化”和“计划经济”在70年代末同时宣告失败。改革开放后，我们大力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努力使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文化体制的改革还是近几年才开始試行，这就是目前我国文化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一腿长一腿短”的根本原因。
四、文化产业的特殊性
要发展文化产业必须认识文化产业的生产规律，也就是马克思说的“特殊方式”。文化产业属第三产业，文化产品是精神、思想、审美能力、情感活动的产品。和高科技产品一样，主要生产要素是人的头脑，是创意、策划、设计、发明、发现、灵感的产物，从这点来说，文化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同样属于“智能经济”。但它又比高科技产业有特殊的优势：
（一）高科技产业必须具备高端科研设备、精密机械与现代化的基础设施，需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发展文化产业只需一个有文化智慧的头脑，一个好主意便能点石成金、起死回生、变废为宝、化腐朽为神奇。所以文化产业绝对是一个低投入高回报、产生的附加值甚至高于高科技产业的产业；
（二）文化产业生产的商品内涵价值观和审美经验，成为展示国家或地方文化形象的载体，参与国家或地方文化的形象建构，人们通过消费其商品可认识这个国家或地方，譬如欧洲小国荷兰有个著名品牌“联合利华”（P＆G），小国丹麦出了个安徒生，从而扬名世界；非洲小城卡萨布兰卡就因一部经典影片《北非影谍》而成了世界旅游目的地之一；一本畅销小说《达芬奇密码》又掀起巴黎旅游热；浙江东阳是个小镇，但他的木雕工艺却让东阳全国有名，种种例子举不胜举。说明文化产业不仅能产生出较高的附加值，更具有重大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意义；
（三）如江泽民同志所说，“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交融，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世界正朝着“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发展。所谓“文化经济化”就是我们目前推行的文化体制改革，把文化产品的生产单位从原来的“事业单位”改制为文化企业，所谓“经济文化化”，正是今天我们制造业努力的方向，要将中国这个“世界加工厂”生产行销至全世界的“中国制造”，进一步转变为“中国品牌”。最近胡锦涛同志视察广东时特别强调要打造“中国品牌”。因为在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全民步入小康、城市化进程加快的时代，中国老百姓尤其是城市居民将与发达国家民众的消费意识和消费习惯趋同，开始讲究时尚、风尚、品味、生活质量和精神满足感。就是说，人们不论消费任何生活必需品，不仅仅着重于它的使用价值和实用性，更看重它的品牌，因而任何产品都离不开文化包装。品牌意识蘊含着对该民族文化的认同和信任度，折射出该民族的创新能力、文化辐射力和影响力，甚至可以说物质产品如果没有品牌便难以销售出去，品牌成了制造业产品得以实现高附加值的主要元素，从而制造业将越来越依靠文化，包括高科技产品在内，都必须强化它的文化功能；
（四）包括旅游业在内的文化产业基本上不消耗自然资源和能源，不产生废物污水，达到碳的零排放，完全符合“绿色经济”的要求。我们大力发展文化产业顺应了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我国又是一个文化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发展文化产业必将更快地提升我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地位。
五、由文化产业的规律和特殊性而决定的发展文化产业的建议
（一）要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我国从一个经济濒临崩溃的国家在短短20多年中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根本原因是实行了市场经济，承认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文化的创造力和原动力是人民大众，要发展文化产业，更要依靠民营经济。政府要深刻汲取过去统管一切文化生产和文化活动的失败教训，现在只须提供一个宽松的文化生态，让人民大众各显身手，各尽所能，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文化产业的发展速度一定会超过制造业的发展速度，“中国品牌”将会在世界市场上占有更大的份额。同时，中国的文化竞争力、影响力、辐射力，借助海外7000多万华人的归属感，也必将在全世界成为主流文化之一。到那时，中国才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国”。
（二）文化产业和高科技产业一样属于“知识经济”，所以文化产业也必须强调知识产权。因为文化产品的生产更具个人化、个性化的特征，它的创造、创新与品牌，可能比高科技产业中的发明专利更为重要。近年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发展文化产业的“意见”和方针，各省区市根据中央精神也纷纷制订了地方政策，许多省市已推出无形资产入股组建企业的办法和条例，无形资产入股可高达企业股份的70％。这种将知识产权、无形资产及品牌拥有者的利益与企业的经济效益直接挂钩、让无形资产与有形资金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机制，能极大地鼓励无形资产和品牌拥有者不断创造、创新的积极性。可以说这种机制是发展文化产业的杠杆，值得在全国推广。
（三）要充分认识文化产业的个性化品牌的特征。近年来因为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文化体制改革，各省区市都将原来的文化事业单位改制为文化企业：报刊杂志合并成传媒集团、广播电视合并成广电集团、出版社合并为出版集团、表演团队也让他们面向市场。看起来政企分开、改制成功了，但出版集团如果没有见解独到的出版家，推不出像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四川出版社的《走向未来》等丛书，树立不起品牌；广电集团如果缺乏有风格的著名节目主持人，不能吸引观众；传媒集团如果缺乏有眼光的编辑人，编不出有特色的栏目；表演院团如果没有“台柱子”、缺乏对观众有号召力的大牌演員，只是把原来的厅、局、处级官员摇身变为董事长总经理，说实话，这些没有核心竞争力、也就是没有品牌的所谓文化企业等于改头换面的文化事业单位，前景并不乐观，还可能在文化体制改革中使国有资产流失，更有可能因有政府背景而在文化市场上排挤民营文化企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这是我们在文化体制改革中应该注意的。
（四）马克思说的文化生产的“特殊方式”决定了文化市场上的竞争是脑力、智慧、知识和想象力的竞争，而文化商品的消费者又是物质生活已基本满足的群体，许多商品的品牌已化为社会符号，用来满足精神需求，这就是文化产业之所以能创造出高附加值的秘密。认识到这种特质，我们首先就应该允许文化企业有自主定价权，让文化企业之间展开价格竞争，由消费者来决定文化企业在市场上的沉浮。譬如一个LV提包要5万元，限量版甚至要10万，一般人可以用个布袋提东西，所以它完全与国计民生无关，不可能成为物价上涨的领跑者。如果你用成本核算来审计它的价格，原料人工物流等等加起来大概不到一千元，但LV就是LV，它卖的是品牌而不是实物。大歌星演唱会的门票两千多元还一票难求，著名画家、书法家的作品一尺要十几万元，文化产品的高价正是人民生活富裕的标志。政府更不必要限制民间资本打造的旅游景区门票价格，旅游并非生活必需品，何况，价格竞争同时伴随着质量竞争是市场经济基本规律之一，只有放开文化产品的价格才能使所有的文化企业、旅游景区精益求精，以质量塑造优良品牌，同时，也只有价格竞争才能使价格下降。质量上升，价格下降，最终受益的是消费者。政府管制文化产品包括旅游景区的门票价格，既遏制了文化产业与旅游景区的发展，又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其次，发展文化产业与发展工农业、能源产业不同，工农能源建设主要的生产要素是资金，资金投入的多少决定回报的多少，投入多就回报多，投入少就回报少，而文化产业的主要生产要素是智慧，是无形资产，所以，我建议我们千万不要一提发展文化产业，便以为和发展工农业、能源产业一样要投入大量资金。政府可以节省财政上对文化的有限支出，全力发展文化事业，建设更多的公众共享的文化场馆，免费向民众开放。在发展文化产业方面利用民间资本，政府要做的只是服务，是开道，是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是发挥利益驱动机制来招揽文化人才。这样，就能形成“事业”“产业”双丰收的可喜局面。
六、关于宁夏旅游
关于宁夏旅游，政府旅游部门会向领导同志详尽汇报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我只向领导汇报镇北堡西部影城今明两年的规划，因为镇北堡西部影城的成长可以充分说明文化产业的特点。
镇北堡西部影城从荒凉的古堡废墟、一个破羊圈，经18年的努力，在历届区市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已成为集“国家5A级景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保护性开发综合实验基地”于一身的全国独一无二的景区。当初自筹资金仅有79万元，现已拥有近3亿元固定资产；游客量与纳税额年年上升，今年游客量可望突破100万人次，缴税500万元。影城已向社会提供了400多个就业岗位，每年为周边居民提供5万－8万个劳动日，并为提高宁夏及银川市的知名度做出一定贡献。镇北堡西部影城说不上是利用了文物古迹，相反，是我把镇北堡古堡废墟推介给影视界，已成为知名影视拍摄基地以后，文物管理部门才来挂了“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可以说我们还开发出了一个“文物”，体现出旅游产业是一个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间接经济效益又大于直接经济效益的产业。
如今旅游市场竞争激烈，企业不进则退，旅游景区必须不断创新。我们今明两年将响应国家建设“红色旅游”的号召，复制出以原“宁夏省政府”即俗称“马鸿逵官邸”为中轴的“老银川一条街”。
一般人认为打造“红色旅游”只有老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长征路过的地方才有资源，殊不知突出新旧社会的对比更能让游客直观地感受到共产党取得胜利后中国的巨大变化，从而更加由衷地拥护党的领导。解放前的银川市只是一个边陲小城，荒凉破落，发电靠慈禧太后留下的发电机，交通基本依赖人力畜力车和沿黄河到包头的木帆船，只有政府和军队有少量汽车。与周边城市西安、兰州、太原、包头相比，银川市是改革开放后变化最大的城市。我们准备自投资金3000多万元，以老银川市最具代表性的“柳树巷”（即今天的步行街）为蓝本，复制出银川的旧貌。这既能满足旅游者的怀旧情怀，又使游客通新旧参照，看到一个城市天翻地覆的变化，切身体会到共产党好，改革开放好。“马鸿逵官邸”内部以图片和文字展出宁夏从辛亥革命后成立宁夏省政府直到宁夏解放这段历史。“老银川一条街”长120米，中间有当时著名的“芦蓆巷”和“羊肉街口”。面迎游客的街道进口呈开放的L型，一侧是当时银川市唯一的交通枢纽：“银川汽车站”，一侧是当时银川最大的娱乐场所：“承天寺戏台”。房屋总面积3000平方米，除“马鸿逵官邸”外，分6个约400平方米的大厅，一个大厅作为“银川市建设成就展”，一个大厅作为“消防科普教育展”（因为镇北堡西部影城是“全国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必须有这个展厅），“银川汽车站”内是风味小吃，“承天寺戏台”内部是鹿产品展销（我们已建成规范化的养鹿场，能饲养1500头鹿），今后，镇北堡西部影城除观光游、体验游、参与游之外，又增添以鹿产品为主的养生休闲游，这是全国旅游景区没有的项目。另一个大厅专卖台湾小商品，为深处内陆的宁夏与远在海外的台湾之间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来宁夏旅游的团队多半是陕西、甘肃、内蒙、青海、山西、河南的工薪阶层，能去台湾旅游的机会不多，对精致的台湾小商品小食品会有兴趣，这里面有商机。
做文化产业，必须做出别人没想到的，要独辟蹊径，剑出偏锋、才算是创新性的发展。
镇北堡西部影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宁夏其他旅游景区大致相同。我写作之余从事旅游业多年，最感困惑的是对旅游业的多头、多级、多部门、多层次管理，突出的是受土地规划部门的制约。政府部门与部门之间缺乏沟通，上级与其下级也缺乏沟通，连只有十几个人编制的基层镇政府官员之间也沟通不够。镇北堡西部影城承包的是国营镇北堡林草场900多亩既无林又无草的荒地，为期50年（现已使用了18年），合同明文规定作为旅游用地。具有权威的应该是镇北堡镇政府制订的《西夏区镇北堡镇2009－2020年总体规划》，厚厚一本，首页就是银川市人民政府2010年7月29日批准的文件，红色大印赫然在目，《规划》中明确规定镇北堡西部影城范围是旅游建设用地。而我们只使用了110国道以东的500多亩就创造出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实现了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学习会上的指示：“以较少的土地资源消耗支撑更大规模的经济增长；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协调统一”。但我们每建一个景点报批手续都很繁杂。有的这个部门批准了那个部门不批准，有的上级批准了下级不批准，有的土地规划部门说是要属地管理，所谓的“属地”就是基层，而“属地”又说做不了主，要上级批，扯来扯去，只好协商妥协，以“临建”名义修建。十几年来我收到的强拆令、停工令有十几份，最后都以“临建”处理。最近我投资100多万元作为开展养生休闲游的鹿场，又遭到镇北堡镇土地部门責令拆除，而恰恰是这个镇政府把我们列入旅游用地的，大概最后也会是“临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知名文化产业，连办公楼和董事长总经理的宿舍都是“临建”，产权无保证，所有权不稳固，如果是一般的文化产业投资者绝对会拂袖而去。建议政府为了发展文化产业，是否能设计出一个便利投资者的办事的、如“一个窗口解决问题”之类的部门，使文化产业投资者方便投资，能保障他们的合法权利，减少投资者附加的投资成本，他们才会愿意投资。
目前最紧迫的问题是两个相距不到20公里的违规收费站严重地遏制了贺兰山东麓的旅游景区，尤其在节假日期间。今年“五一”长假7天，从收费站到西部影城的8公里上堵车长达3公里，行车3小时才能到目的地，游客怨声载道，对宁夏留下很坏的印象。8月21日正值周末，游客量大，下午五时许贺兰山一带突然暴雨如注，顷刻降雨量30毫米，道路成河，停车场如海，影城因基础设施基本完善，不但修复的古城墙没有坍塌伤人，还动员全体员工护送游客，让最后一千多位游客平安上路。可是到收费站却遇上塞车追尾，一辆车想调头绕行结果栽进道沟，造成乘客和车辆损伤。游客要赶飞机，急切间向我们求助，我们立即派车将游客经北绕城公路送到机场。从影城到机场50公里又有两个收费站，来回要付费4次。中央有关部门已组成收費公路专项检查组，为期一年，迟早要来宁夏，违规收费站迟撤不如早撤。在未能撤消之前，“十一”即将到来，请示可否在此期间对客车暂时免费放行，保证道路畅通，不然又会重演“五一”的大塞车。部门利益会严重损害宁夏和银川市的形象。
